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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7 01:54:18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惯例在3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推迟到了5月底,也就在两个多月里,千里援鄂、外防输入、复工复产……全国各族人民以巨大的付出和勇气控制住了疫情, “抗疫精神”也正在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是国家最重要的目标。

                                                          他认为,就男性配偶陪产假而言,我国缺乏统一的全国性法律,各地执行标准不一且普遍较短,为7~30天不等,大部分仅为15天,同时仅作为对实行晚育或合法生育的一种奖励,在实际落实中有困难。

                                                          “面对这样的情况,男性配偶在新生儿孕育过程中的照顾和陪伴显得尤为重要。”熊思东称,目前男性配偶参与育儿方面还较为落后,许多人希望陪伴妻儿,却有心无“时”。

                                                          之所以在大会开幕式上增加这项议程,与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的一份提案有关。今年2月19日,冯丹龙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算上标题,内容只有百余字,是她政协委员生涯撰写提案中最短的一个。

                                                          同时,相关高校、高中职业学校、社区要积极参与男性配偶母婴护理技术培训和能力提升工作,开发家庭教育课程体系,组织男性配偶开展产妇、新生儿照顾知识普及等学习活动。2020年5月21日下午3点,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正式开幕。

                                                          其次,家庭育儿压力增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孕育二孩的家庭,不仅要照顾孕妇和新生儿,还要兼顾大孩,家庭育儿压力倍增。

                                                          “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在挽救生命上,我们国家真的是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冯丹龙感慨。

                                                          “萌生想法是在2月初,那时候疫情形势很严峻,有前线的医护工作者牺牲,还有很多人被病毒夺去了生命。”之所以会写这样一份提案,冯丹龙说,是她在疫情刚刚来临时最深的感触——尊重生命。

                                                          熊思东认为,育儿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育儿人力资源匮乏。伴随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421”、甚至“422”家庭模式呈现主流倾向,“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背负沉重的养老压力,加之城乡、城际频繁流动的常态化,祖辈与父辈、孙辈异地生活,夫妻异地情况较多,加剧了育儿人力不足的矛盾。

                                                          此外,产妇压力增大。据统计,高龄产妇占我国孕产妇总数13.4%,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伴随高龄孕产妇和辅助生殖技术受孕者的增加,产妇恢复期增长,且在孕育过程中,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双重压力,不少女性在孕期及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接近20%会发展为抑郁症。